中国马铃薯：成也“土豆”，败也“土豆”
马铃薯是世界排名第四的重要农作物，仅次于小麦、水稻和玉米。然而，在人类的食品序列中，马铃薯并非什么高档产品。历经五个多世纪的历史，它已被改良为一种能在所有大陆的高原种植的主要农作物和一款重要的餐桌主食。
然而，它的声誉仍然是“大众化的”或是“二流的”，这也许是因为它原本是一种“抗饥荒食品”。如Messer（2000）所言，马铃薯“为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的加速做出了贡献，然而，之后19世纪中叶的爱尔兰饥荒又归咎于它……［它］还是欧洲乃至各个国家的菜系中的一种关键和独特的元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饮食口味日趋全球化，像麦当劳这样的跨国公司研发生产了各种标准化生产的薯条、薯片和其他冷冻及加工方便食品，马铃薯又开辟了新的市场。
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权威部门确定了“土豆”（即马铃薯）是一个潜在的收入来源，并对其产业进行鼓励支持，但很少有人认同这样的意见。
即使在甘肃省的安定地区（甘肃省定西市下辖安定区，有中国薯都之称，这里的土豆种植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它仍被视为一种有很大市场风险的次要作物，特别是在与小麦相比时，因为政府对小麦的收购价格是有保障的。
此外，农民个人对土地拥有了使用权，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带来的一个变化，农民可以自己做出种植决策，国家不能强迫他们把作物种植品种从小麦转为土豆。
地方官员为了使农民相信土豆是本地区的比较优势并且能够带来优厚的收入前景，首先动员村干部在他们的土地上试验大规模种植土豆。
虽然出场价格很低（因为较高的土豆产量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较低的价格），相对于种植小麦，第一批土豆生产者仍然获得了大量收入（Zhang and Hu，2011）。
收益的确很好：从种植小麦转为种植土豆，即使每公斤土豆的价格较低，总收入也是成倍地提高。除了种植土豆本身得到的较高的经济回报之外，政府还提供资助，使许多农民得以购买优质的土豆种子。
安定区恶劣的自然环境是不言而喻的，却仍然适合土豆的种植：干燥的气候减少了对农药的需求，灌溉设施到位可以改善土地质量。
土豆产量的增长吸引了许多急功近利的商人，他们迫不及待地利用价格信息的不对称，从中获利。贫困农民对于城市批发市场的价格信息一无所知，他们甚至根本没有去过那些决定了他们农产品价格的大城市。
在最终的消费者与农民之间有太多的中间商——从代理商到外埠商贩、批发商和零售商，信息的不对称使这些人从中获取了大部分的利润，这导致一些农民在21世纪初又回过头来继续小麦的生产和种植。
安定政府针对供应链的分析发现，农民种植土豆作物收入不高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缺乏市场信息，而且他们的集体议价能力弱。政府帮助他们建立了农民协会，培训当地农民，使他们也成为有能力议价的商人。
兰州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甚至面向几乎没有教育基础的农民提供了一个月的营销培训，最终提升了他们在行业中的议价能力。当农民的土豆获得较高的价格时，他们便生产更多的土豆。
由于土豆市场份额迅速增加，行业协会通过公私合作融资在安定地区建立了一个土豆批发市场，从而可以用一种更经济、更及时、更准确的方式获得商品价格信息，而不需要到中国各地的批发市场进行信息收集。
考虑到土豆生产的季节性，政府部门与农民合作，帮助他们开发新的和更好的产品品种，并提供补贴，建设存储设施，激励土豆加工制造业的创建。
当地政府为支持具有附加价值的加工行业的发展，还与银行联手，为投资者提供贷款，帮助他们解决消费市场剩余的低质土豆，并设定了保底价格。
这既给农民带来了额外的收入，又增加了政府的税收收入。这种对农民的支持使农民能够将土豆储存更长的时间，在全年之内都可以平稳地供货，并以有利的价格销售出去。
总的说来，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的产业政策在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成就了一个显著的转变。安定区已成为中国的“土豆之都”。土豆种植现在占安定全区耕地面积的60%以上，超过30%的农村人口参与土豆相关的生产、营销、加工活动，而且，60%的农民收入来源于土豆生产。
然而，当土豆被认定为该地区一个重要的潜在收入和就业来源时，许多专家表示鄙夷，他们认为这简直又是一个失败的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他们强调，中国的商业环境差、技能短缺，而且地理位置似乎不适合种植土豆。
对此，张晓波和胡定寰曾反驳道：“安定区恶劣的自然环境与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在过去30年，安定区的土地和劳动生产率都有显著改善。因此，安定区农业转型的成功可以为其他在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Zhang and Hu，2011，p.5）
这样一个成功的故事，同样也可以看作纯粹的奇闻逸事，怀疑论者也会把它当作另一个“只有中国才能成功”的传奇故事，因为对于一个普通的、仍然贫困的、（也许）还不具备强有力的组织能力的国家来说，这一切似乎“过于复杂”了。
如果从这个故事中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将是不正确的。事实上，除了遵循一般常识和从经济分析中得到借鉴，中国的有关机构在建设土豆生产集群上并没有做什么超常的事。
就像沙漠中的以色列人，他们与农民和投资者选择的产业是一个与本地经济的潜在比较优势相吻合的产业。他们设计并实施了一个简单的政策方案，帮助消除生产和销售的桎梏障碍，并迅速将所取得的成果广泛地共享。
为了促进集群的建立，他们研究了产业竞争力，进行了价值链分析，诊断出了主要的发展瓶颈，并向投资者提供了激励（以优惠价格提供用以兴建工厂的土地、电力和供水等基础设施），这一切使得每一个利益相关者都得到了令人惊喜的结果。
马里芒果：从内陆“远渡重洋”的历程
即使在营商环境极其恶劣的低收入非洲国家，在特定的行业和领域也可以实现像以色列和中国那样的高速增长。Chuhan-Pole and Angwafo （2011） 记述了其中一个关于非洲经济成功的故事，故事讲的是马里的芒果出口。
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故事里有一个亮点：萨赫勒地区贫穷的内陆国马里，在1996年到2006年之间，出口到欧盟的芒果增加了6倍，在2014年进一步达到3 800万吨，这提高了几百万农民的收入，改善了他们的生活。
这一变化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那时国家的营商环境非常不理想——即使在2014年，马里的营商环境评级依然很低，世界银行对它的营商指数评级在全球189个经济体中排名第155位。
1990年，马里的农业产值占GDP的比例为46%，农业劳动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80%。然而，由于缺乏必要的基础建设，马里无法将出口收益的好处向广大的农业区普及。全国只铺设了11%的道路（2011年达到25%）。
马里芒果出口欧盟的高峰年度是2006年，即使在这一年，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拥有者也仅占全国人口的13%，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的平均值17%。只有不到10%的农场有银行信贷额度。
政府治理的评级也非常低，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数是衡量政府效率最常用的指标，1996年马里的得分只有可怜的9.3（数值区间为0—100，数值越高表示结果越好）。即使到今天，马里的营商和治理指标依然很低。
但是，马里政府依然决定将国家发展战略聚焦于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由于南部较好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他们选择劳动密集型的农业作为有高增长潜力的产业。几种栽培作物被选为可能的标的作物，以实现其经济产品的多元化，包括腰果、西红柿、青葱和芒果。
其中，芒果作为首选，是因为南部地区的布古尼和锡卡索具有适合芒果生长的优良的气候条件，以及欧洲市场对芒果的需求快速增长（Sangho， Labaste and Ravry，2011）。不仅如此，私人部门已经认定芒果是具有竞争力的作物，小农场主也极其依赖芒果，把它们作为重要的收入来源。
尽管马里的水果和蔬菜有很高的品质，然而国家基础设施匮乏，空运成本过高，市场调研和其他外延服务能力缺乏，储存设施建设不足，所有这些都严重地限制了其销售和出口能力。结果，大量的马里芒果因为无法保存而白白浪费掉，或者被科特迪瓦的商人买走，这样马里便失去了创造更多附加价值的机会。
1992年，马里政府起草了国家农业发展战略——《国家农业发展指导纲要》（SDDR），强调商业农业、出口激励和高附加值，并且开始引导资源投向这些目标。在一些援助组织的帮助下（尤其是来自世界银行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帮助），马里政府于1996年也设立了农产品交易和加工试点项目（PAVCOPA），旨在鼓励农业综合经营和出口。
它允许利益相关者为提高产品销售寻找更有效的方法，与此同时，运输和物流系统的革新也使得种植者和出口商能够实现规模效益。
政府也在市场调研、价值链成本分析、标杆管理、产业限制评估等方面起到了因势利导的作用，同时还提供了技术支援和植物检疫方面的培训。
这些政策举措促成了积极外部性的良性循环，马里出口水果的平均质量也明显提高（例如，装有水果的海运集装箱因为有果蝇而被拒绝的概率大幅降低）。
并且，伴随着基于双赢的交易往来，出口商和种植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强化，在产品层面的反向关联已然形成。马里也能在互惠贸易的细分市场中找到稳固的立足点。
芒果出口增长的启动导致了相关子部门的转型，并且增加了私人部门的收益。这进一步以实例更好地验证了以下观点：只要政府和私人部门紧密配合，找出最有竞争力前景的产业——与经济的比较优势一致——并且设计一个可管理的、有目标的改革计划去消除限制发展最严重的瓶颈，那么经济成功的故事就可以发生在最不可能的地方。
为了确保生机勃勃的马里芒果产业的长期稳定，并且创造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农业经济战略的支柱，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通过技能和劳动力发展计划建立和维持产能，增强必要的基础设施和物流系统，实施一个可行的产业和技术升级战略，加强与国际价值链的联系以改善商业和学习实践，确保稳定的金融渠道）。
但是，在这样一个国际商业成功条件并不完备的国家里，芒果产业的出现证实了基于潜在比较优势的发展计划的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