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最后的公报中显示出让人不安的迹象。去年各成员国达成共识的“强调开放的贸易政策及强劲安全的全球贸易体系的作用”以及“抵制各种形式贸易保护主义”没有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致力于提升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这意味着作为最新的不确定风险,保护主义正在强烈地试图挣破束缚。在过去一年,各类“黑天鹅事件”频发,全球化以及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多。日前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中外嘉宾就世界经济如何穿越不确定性这一主题展开了讨论。这也是几乎所有与会者都想知道的答案。
复苏的不确定性
在次贷危机爆发后至今,全球经济经受缓慢的调整与复苏,尽管在这一段时间里,市场时时刻刻都感受到严峻的挑战,但是,经合组织幕僚长、G20协调人加芙列拉·拉莫斯认为,现在我们可能真的面临最严峻的挑战而且超出了预期。
目前,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依然低于危机之前4%的增长率,全球经济依然没有走出泥潭。但是,拉莫斯认为在这种背景下,某些经济体增长与和资产价格出现了脱节、市场保护主义情绪抬头、贸易自由化进程出现逆转,这些因素都可能会引起比较大的动荡。她同时表示,跟中国有关的风险是私营部门信贷的过度增长,以及高负债率、高杠杆,而且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稳定非常重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张涛强调只有通过合作才能达到让全球经济增长更强劲。但目前的挑战似乎更大,一是金融环境的大幅度收紧,特别是美联储加息以后的前景;二是全球政治局势的发展,将导致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受到阻挠。他认为,延续增长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确保全球人民都可以从增长中受益,最终的增长应该来自于创新和有效配置。
次贷危机带来的一个重大挑战是,发展的路径不再那么明确。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考希克·巴苏表示,全球经济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他指责以前主张自由、开放的欧美国家正在调整政策方向,这给发展中经济体带来了困惑。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保罗·罗默批评全球目前迎来规模最大的房地产的发展潮。除了中国,世界许多国家都沿袭着这种发展模式。他警告说,全球需要反思以房地产开发的模式和思路来创造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否正确。保罗·罗默建议要着眼长远,先把基础打好,而不要急于建设。“规划做得不好,建设得越快,未来失败的几率就可能越大”。
“一提到黑天鹅,马上能想到的就是欧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坦言。他说,现在很多欧元区国家的GDP增速才刚刚开始回到经济危机前的水平,另外,还有很多国家还没有达到危机前的水平。他认为欧元区在体制设置上存在失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没有银行联盟,没有储蓄保险、存款保险体制。
经历一段时间以来的危机应对,欧洲的问题所在似乎已经显而易见,一旦面临冲击,这个脆弱的联盟就被发现并没有更加牢固的机制以便做出更加迅速的反应。法国兴业银行集团董事长司马吉反问,一开始欧元区和美国的发展是一样好的,为什么2011年之后欧元区不如美国?2010年之后,美国的财政紧缩比欧洲严重,但欧洲的问题却更加严重,因此,司马吉认为欧元区出现的问题,财政紧缩只占据了一部分原因,主要还是欧元区制度的不确定性以及欧洲银行联盟缺失的原因。
司马吉表示,欧盟并不是一个银行联盟,面对危机时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反应非常迅速,欧元区的成员国各有财政部、中央银行,因此,欧元区的银行体系并不紧密,不能及时应对问题。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则进一步表示,有两个潜在问题可能造成欧洲经济出现“黑天鹅”:一是欧洲经济体中银行的资本重组还没有完成,尽管欧盟最近在建立银行联盟,但是还没有完成;二是包括希腊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还存在很大的主权债务危机,尚未完全脱离危险。他担心希腊很有可能在2018年进入另一个债务危机,一旦出现危机则可能会是欧元末日。
由于在一些国家,尤其是像美国这样的领导型国家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因此,人们担心世界面临“去全球化”的风险。但是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扬认为,把全球化动态和各国国内发展方式的调整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事情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目前,全球都正在寻找新的方向。所谓的去全球化,可能是一些国家纠正过去大规模全球化过程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发展战略。各国实际上在重新寻找国内发展和全球发展的协调机制。
在这种调整过程中,李扬认为过去的全球化是发达经济体引导的,主要特征是规则先行。而中国将会是未来全球化的主要动力之一,他概括中国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标志的全球化有五个特征:互利共赢、强化区域合作、基础设施先行、发展导向和包容发展。这些特征可能会避免全球化重蹈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的覆辙。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强调,过去全球化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中国推动的全球化不是另起炉灶,而是要构建起新型的全球化。他还表示,中国不搞贸易保护主义,也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反对贸易战,并要从六个方面努力,进一步提高新一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